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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定型为“奸雄”的?

2020-09-23 11:32: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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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月的的长河奔流不息,犹如人生旅程的写照。曹操,就像一个千古绝唱,为各朝各代为人们所唱响,历经千年,余音绕梁,久久回荡。纵观中国历史,人们对曹操的态度有所不同,无论是个人评价标准还是社会阶层的差异,曹操的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。

《三国志》是一部史学巨著,记录了自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六十多年的历史。作者陈寿,西晋史学家,少年好学,有志于著史,是著名史学家憔周的弟子。西晋初年,奉皇帝的命令,陈寿完成《三国志》的著述。《三国志》的突出特点是尊魏为正统,因而陈寿著史的时候,对曹操有较高的评价。

这是一个风起云涌,英雄辈出的时代。曹操作为这个时期杰出的英雄,是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。陈寿笔下的《三国志》是这样评价曹操的:汉末,天下大乱,雄豪并起,而袁绍虎视四州,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,鞭挞宇内,擎申、商之法术,该韩、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矫情任算,不念旧恶,终能总御皇机,克成洪业者,惟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矣。

陈寿评价曹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首先,曹操是当时的豪杰,陈寿视袁绍为曹操最大的政治敌手,从侧面肯定了曹操平定北方的历史功绩;其次、将曹操与申不害、商央、韩信、白起作对比,赞扬其谋略超群;最后,在众多人物之中,曹操拥有超出其他人的特质,可谓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。由此可见,陈寿对于曹操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,肯定曹操的政治功绩,赞扬他的智谋超群,是一代英雄豪杰。

陈寿所著的《三国志》作为正史,注重的是将重大史实罗列。世人认为陈寿“善叙事、有良史之才”,肯定了陈寿著史的地位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中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较高: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。”究其原因,主要是由于陈寿尊魏为正统,对曹操多正面赞颂而较少负面评价。但是《三国志》从某种角度上其叙事过于简陋,这也是一种遗憾,因此宋文帝命裴松之补注,以充实这段历史。裴松之精通史学,学问渊博,通过查补缺漏,纠正谬误的方法,竭尽平生所学,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。尽管该书叙述“颇伤杂芜”,部分内容有累赘之嫌,但其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。裴松之所引用的资料,凡正史、野史、民间说法、官方说法等等都被选用。这些材料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,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形象。曹操作为三国人物的典型,其形象在裴松之注中也逐渐丰满,更重要的是使曹操的形象呈现出开放式的评价格局。一方面,裴注对曹操的军事武功及其英雄形象进行肯定,另一方面其它史籍中的很多说法对曹操性格方面做了很大的补充,进一步丰富了曹操的形象,使其更加生动、真实。

《世说新语》,作者南朝刘义庆。所谓帝王将相被文人所关注,也是创作的素材之一。曹操的形象在《世说新语》中与以往的史书都有所不同,更多的是显示其奸诈狡猾的性格,以及残忍的一面,这也是文人所关注的。对于曹操形象的发展,《世说新语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,曹操残忍的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,而其英雄功绩的描写被淡化。

隋朝时期的曹操形象,散见于《隋书》当中。《隋书》是唐朝人所编写的,作为一部史书,客观的反映了隋朝发展的全貌。由于隋朝存在时间比较短暂,关于论及曹操的作品较少,因此关于曹操的叙述比较零散的出现在《隋书》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在《隋书》中,曹操对历史有所贡献的举措和言论,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积极的,如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:“伯禹矢漠,成汤陈誓,汉光数行之札,魏武《接要》之书,济时拯物,无以加也。”这里直接把曹操创作的《兵书接要》和《尚书》中的禹汤所作之誓相提并论,反映出隋人对于曹操的总体态度是肯定大过否定的。类似这样的评价还有很多,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政治上的刑法严明;二是曹操对古代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当然曹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这些作品保留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中,反映出曹操对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。

在唐代,曹操的形象与史书相比,更多的是进入文学作品之中,成为文人描写的对象。诗歌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文学样式,也最能体现出唐代文人的文化心理。从现存的描写三国时期的唐诗来看,曹操的形象在前朝的基础上,既有继承,又有发展,其形象的变化逐渐由肯定转为批判。

曹操在唐代文人的眼中,的确与前朝有所不同。他们在关注曹操建立丰功伟绩的同时,更多的是把视角集中在曹操晚年荒淫无度的生活上,对此唐代诗人也大加指责,这与他们对明君贤主的强烈期待有必然的联系。唐代文人描写铜雀台的诗歌所占比例较多,如直接以《铜雀台》为主题的诗歌有宋之问《铜雀台》;王无竞《铜雀台》;刘庭琦《铜雀台》;刘长卿《铜雀台》;贾至《铜雀台》;李远《悲铜雀台》;马戴《雀台怨》;薛能《铜雀台》;王遵《铜雀台》;李咸用《铜雀台》;胡曾《咏史诗·铜雀台》;罗隐《铜雀台》;程长文《铜雀台怨》;梁琼《铜雀台》;张瑛《铜雀台》等。以《铜雀妓》为题材的诗歌主要有王勃《铜雀妓二首》;乔知之《铜雀妓》;王适《铜雀妓》;郑惜《铜雀妓》;袁挥《铜雀妓》;李昌《铜雀妓》;刘商《铜雀妓》;朱放《铜雀妓》;欧阳詹《铜雀妓》;皎然《铜雀妓》;顾非熊《铜雀妓》;崔道融《铜雀妓二首》;吴烛《铜雀妓》;朱光弼《铜雀妓》等。当然也有以邺城为主题的主要有张说《邺都引》;孟台卿的《邺城怀古》;岑参《登古邺城》;张鼎的《邺城引》;李贺的《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粟刺曹操》;张枯《邺中怀古》;刘仓的《邺都怀古》;罗隐的《邺城》等。这些诗歌或以铜雀台为描写对象,或以歌女为描写对象,抑或以邺城为描写对象,其内容多承袭魏晋小说,一方面赞美曹操的功绩,一方面对曹操末年荒淫的生活予以嘲讽。

唐代小说中除了描写曹操奸诈之外,还刻画了曹操残忍的性格,这也与《世说新语》对曹操的塑造一脉相承。如《独异志》当中的记载:“曹操无道,置发丘中郎,谋金校尉数十员,天下人家墓,无问新旧,发掘时骸骨横暴于野,人皆悲伤。”这一则描述曹操真可谓是不择手段,曹操为了补贴军用,竟然盗墓取财,导致了尸骨横暴于野的惨痛场面,其做法令人发指。“魏武残人性命,重伎艺。有一歌儿性甚慧,而声响入云。操爱其声未忍杀,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,声如歌者,密令教授,数月乃成。听之,立杀其前者。”更显示出曹操为了满足私欲,残忍杀害无辜的人。

曹操在唐代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,其总体特点是贬抑大于褒扬。首先,唐代诗人不否定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,肯定曹操的“雄武之姿”,但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曹操,则是好色,他沉溺于铜雀台的腐朽生活。其次,曹操在唐代小说中的“奸诈残忍”遭到文人的强烈批判,显示对仁义道德的极大认同。总之,唐朝时期曹操形象演变发展呈现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系,为后世曹形象演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。

时间的飞轮来到了宋代,北宋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,即民间有讲史人的“说三分”,这些故事经过艺术化的处理,更加具有感染力了。无论是三国历史还是三国人物,都更加形象化和生动化。苏东坡《志林》中:“涂巷中小儿薄劣,其家所厌苦,辄与钱,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,闻刘玄德败,壑璧有出涕者;闻曹操败,即喜唱快。”这些记载表明无论是说书人还是听书人都十分同情刘备,反而对曹操极为痛恨。一听说曹操败,便欢呼歌唱,这表明在宋代时期曹操己经成为深入人心的“奸雄”形象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:“以魏武之暴房强伉,其蓄无君之心久矣。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,岂其志不欲哉?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”这一评价表明曹操蓄无君之心,实为奸诈的代名词,暴房强伉表明曹操残暴。另外,司马光在叙述曹操所使用的材料上,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用意:对于许邵评价曹操这一事件,他引用了孙盛的“乱世之奸雄”,而不用后汉书的“乱世之英雄”。可见乱世之奸雄的形象经过《资治通鉴》的转述其影响不知深远了多少倍;在记述曹操征陶谦的事件中,司马光舍弃了陈寿《三国志》中“所过多残戮”而是取《后汉书》中“凡杀男女数十万人,鸡犬无余,泅水为之不流,自是五县城保,无复行迹。”这样的描述,让曹操的罪恶更深一层。曹操杀杨彪,《三国志》记述的并不是很详细,司马光取《后汉书》中:“时,袁术僧乱,操托彪与术婚姻,诬以欲图废置,奏收下狱,勃以大逆。”这样的叙述,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。

总之,司马光是一个通达的史学家,他在“尊魏抑蜀”为张目的封建继统上“尊刘贬曹”,其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,正因如此,贬曹成为宋元时期曹操形象演变的主流。

明清时期,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与创造,不仅故事内容逐渐丰富,而且人物形象也日渐丰满。“《三国志演义》不是一个人作的,乃是五百年的演艺家的共同作品。”因此在基本情节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时,也有大量的艺术化虚构。

现存最早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版本,是明嘉靖壬午年(公元1522)刊刻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(简称嘉靖本)。题署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。”全书二十四卷,二百四十则,是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重要资料之一。

曹操是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塑造的最为经典人物之一,由历史到小说,曹操的形象被罗贯中丰富和完善,呈现出渐进式的转变。不论是史书还是小说,抑或民间传说,罗贯中都根据自身的创作意图进行兼收并蓄,无论对曹操正面的,负面事件以及形象刻画都予以采纳,甚至为了情节需要而移花接木相关的故事,事实上有些情节属于无中生有,但也为了塑造曹操形象服务,因此形成了曹操形象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。

曹操作为逐鹿中原的英雄人物,不可避免的带有特殊时代的烙印,如他的专权,残忍,奸诈的性格特征,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。而这些特征都被罗贯中活灵活现的描绘出来了。当然,对于曹操的这些特点,尤其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当中,不要笼统的贴上一坏到底的标签,而是要全面,具体的认识。作品在刻画曹操形象的时候,以《三国志》为主要蓝本,既忠于史实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,通过尊重曹操基本的生活面貌和生活逻辑,对史书中的材料符合自己创作原则的予以保留,不符合的给以舍弃,甚至对一些情节进行夸张渲染,使曹操的形象更加生动、饱满、真实、完整。

在毛评本《三国演义》中,曹操的奸雄形象得到强化,这种强化可以看作是对曹操形象的定型,即一一“奸绝”。毛氏父子通过对嘉靖本的增补删改,以自身强烈的“拥刘贬曹”思想倾向为出发点,以民间道德伦理评判为准绳,对嘉靖本中赞誉曹操的文字删掉了,增加了一些情节以及评点加强对曹操批判,曹操也由在嘉靖本中性格复杂,形象丰满的形象转变成了毛本中活脱脱的奸雄典型,曹操也成为了“奸”的代名词,一直到今天影响深远,毛氏父子可谓功劳不小。

总之,曹操形象发展的纵向脉络,与历史发展交相辉映。自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开始,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、隋唐五代时期、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,其形象呈现出流动性发展。魏晋时期的曹操,诚如陈寿《三国志》中所评价: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。历史中的曹操志在平定天下,扫荡群雄,恢弘志气,其英雄形象可见一斑;然则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做注,曹操的形象得到丰富和发展,不仅曹操的军事才能得到赞颂,而且曹操性格的缺陷也得以披露,曹操的性格弱点开始也得到史学家的非议;至于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,其中录有不少曹操的故事,作者的创作意在突出曹操假橘之行,而淡化曹操的任人为贤。可以说曹操的形象在魏晋时期是一个起始阶段,其正面形象还是位于主导方面。但是到了唐宋时期,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,唐代诗歌、小说、宋元时期的话本,杂剧,其主导思想为一贯的拥刘贬曹,其间蜀汉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,被文人和百姓所热情歌颂,而曹操却成为了与蜀汉的对立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,不仅无谦誉之词,甚至含有讥讽之句,这也和当时人们推崇蜀汉为正统有关。这个时期,曹操的形象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承接和发展,为后是文人进一步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,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。明清时期,曹操形象跳出了历史的舞台,进入到文学的视野,使得曹操脱离了历史原型,文人开始有意识的塑造曹操的形象,罗贯中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,艺术化的曹操逐渐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,其性格更加复杂,一方面作者肯定曹操是“治世之能臣”,另一方面也赋予曹操“乱世之奸雄”的性格特征,曹操形象更加饱满鲜活,其形象也日益丰满。毛氏父子的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集大成之作,曹操形象经过毛氏父子的削删曾改,由罗贯中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国贼、奸雄的典型。曹操的形象被定型为“奸雄”的代表,并一直影响后世,流传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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